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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合之家网
添加时间:2007-1-12     作者:admin     来源:中国慈善公益网  【字体:  

 

农合之家网(www.nhzj.org)

 

农合法正式施行合作社发展迈开新步伐


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当天,北京福临菱枣专业合作社的王海英在北京市工商局房山分局领到了营业执照。她高兴地说:“政府这么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说明合作社非常重要。我们合作社拿到了营业执照,经营发展更加放心便利,这条路走对了。”


首批“领照”农民专业合作社

王海英所在的福临菱枣专业合作社成立六年来,向近百户农民提供40万株枣树苗,带动附近10多个村农民增收致富。她表示,现在正式在工商局登记,有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保障,合作社发展步伐将更快,他们一定要想办法带动更多农民加入合作社,享受到合作社的种种好处。

跟王海英一起领取营业执照的共有3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他们成了全国首批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此次登记的3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出资总额达4717万元,带动农户数千人,涉及具有房山特色的磨盘柿、红小豆、食用菌、菱枣、酥梨等蔬菜水果种植,柴鸡、奶牛养殖业。

北京市工商局房山分局办公室副主任王玉红介绍说,首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不仅标志着我国新的市场主体的诞生,农民合作社也因此迈开新的发展步伐。


引导规范合作社至关重要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已有15万个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中供销合作社系统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3.6万多个(其中专业合作社2.2万个,各类协会1.4万个),共吸收社员756万户,分别占全国的22%和32%。

对众多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工商登记固然是需要履行的一道重要手续;而如何引导、规范好合作社发展,更关乎合作经济、“三农”发展大局。

近日在全国人大与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召开的座谈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指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把以农民为主体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方针贯穿始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内部运行机制、内外部利益关系的处理等方面要严格依法办事,有关部门及有关组织应给予指导、扶持和服务,不能以行政手段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和运行。

目前,有多个省、区、市的供销合作社被赋予引领、协办、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职能。截至2006年底,全国有226个地(市)和1081个县依托供销合作社成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简称“农合会”)。分析人士指出,打造“农合会”这一合作社服务平台是切实可行的,它比行政力量更能有效推动合作经济发展。


多管齐下 促进合作社发展

吉林是我国的农业大省,现在该省的省、市、县、乡四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已经建立,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突破5000个。吉林省供销社基层处处长王光瑞说,早在今年年初,他们就启动了合作社教育培训,最近他们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培训宣传光盘、资料发送到合作社社员手里,省社还动员基层社都主办、登记合作社,进一步推动合作社建设。

记者了解到,类似的培训活动在供销社系统已全面展开:云南省供销社组织县级供销社主任以上干部进行培训,还专门编印宣传小册子,发送各级供销社干部职工手里;陕西、海南等省供销社也针对合作社发展进行教育培训。

专家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给供销合作社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供销合作社可以依托基层社、农产品加工企业、各类市场、综合服务社、职工和农民经纪人发展专业合作社;也可以积极搭建专业合作社服务平台;一些基层社还可以改造成为专业合作社。

7月2日,重庆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允许农民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重庆市供销社理事会主任刘玲玲表示,市社希望带领合作经济组织将撂荒的土地很好地流转起来。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增强广大农民应对市场风险能力的重要措施,对推进我区农村经济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将起到积极作用。

以供销社为依托发展壮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既是供销社深化改革、开放办社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农村经济市场化、组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全区各级供销社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遵循"开放办社,改革兴社,二次创业,服务“三农”的方针,为我区农村经济和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希望全区各级供销社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以服务"三农"为己任,引导和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实实在在地帮助农民解决生产、流通中的实际困难,切实把为农服务、帮农兴业、助农增收落到实处,真正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成为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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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农合会帮农民拉10亿元订单

农合组织一招,为农民拉来10亿元订单———日前,哈尔滨市供销社与各类农合会牵头,在巴彦县举办了全市种植、养殖、编织、加工、采集等农副产品订单洽谈会,会上各地农民与农业龙头企业签订了总价值达10亿元的订单。

自去年以来,哈尔滨市供销社先后与金锣集团巴彦分公司、市农科院、市前兴隆獭兔繁育基地、新胜蛋禽批发市场等30多家龙头企业建立了联系,组建了木耳、生猪等55个专业协会,大豆、玉米等85个专业合作社,通过使用规范的合同文本,规范了订单市场,把龙头企业和农民组织起来。他们还积极为农民与企业创造对接机会,有效解决了农民盲目生产、产品卖难的问题。

在订单洽谈会上,巴彦县榆树菌类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1200万袋食用菌销售协议。红光乡农民沈国义告诉记者:“我原来一亩地收入只有300元,如今每亩收入已经达到1万元。”

据统计,洽谈会共发布种、养、加、编、采及劳务输出、科技培训等项目60余个,涉及200多个品种;同时签订了86万亩种植订单,涉及玉米、水稻、亚麻、甜菜、蔬菜、中药材等近百个品种。此外,还签订了70万头养猪订单、50万只托管式养鹅订单、4.5万箱养蜂订单、4万吨鲜蛋订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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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20%农民进农合会

哈尔滨市将大力推广农民经纪人带头、农合会搭桥、实行订单收购的生产模式,自主培训农民经纪人1000人,争取将全市20%的农民吸收到各级农合会中。

我市已经有各类农民经纪人400余人,他们已经成为各级农合会中的骨干。道里区榆树镇民主村龙宝蔬菜合作社的经纪人董云宝,自投资金组建了龙宝农产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和农合会的100多个种植大户签订了蔬菜种植合同,带动了周边近千户农民,种植面积超过1万亩。秋后,他们种植的茄子、黄瓜、豆角被董云宝全部收购,加工成干菜后,出口到了韩国、日本,收入翻了一番。

目前,除市农民经纪人协会外,巴彦、尚志、五常、延寿等地已经成立了县级分会。市供销社还将扶持农民经纪人组建市、县、乡、村、屯五级农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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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做“擎旗人”——哈尔滨市供销社领办“农合会”的启示


哈尔滨市供销社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率先成立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协会”,一批农业协会及专业合作社随之应运而生。事隔多年后重新成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擎旗人”,似乎已被遗忘的供销社,再次受到农民的关注和信赖。


是归位不是越位

农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社,基本上以种养加等农业生产为基础,而由供销社出面组建这类组织,有人说是越位,供销社几十年发展的曲折经历也似乎成了这一说法的佐证。

可以说,很少有哪一个行业发展像供销社这样曲曲折折:最初,供销社“不是公有的,是私人的”,继而“接受国家委托”,以后又定为“商业性质”、“农村商业”,直至纳入国营商业领域,逐渐演变成了“二国营”。1995年,供销社与国有商业分立后,开始探索改革振兴之路,可在急功近利思想指导下,我市供销社的改革也因为脱离生存的黑土地而付出了沉重代价。

回首几十年的经历,市供销社主任吕福才说,不管供销体制几经演变,其为“三农”服务的宗旨没有变,与农民的血肉联系不能割断。与农民结成新的合作经济组织,重新回到农民之中,是归位而不是越位。

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恢复供销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发挥供销社植根农村的优势,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供销社面临的新考验。市供销社新一任领导班子,在认真分析后,从引领农民进入市场的角度出发,在全国副省级供销社中率先创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协会,通过农业协会及专业合作社,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


要双赢不要单赢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没有吸引力,关键要看农民能得到多少实惠。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没有生命力,还要看供销社在组织中获得多少效益。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三农”问题渐渐暴露出来: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拉大,农民与市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农业与其他行业的发展差距也在拉大。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民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不能与国内外的大市场有效对接,农民只是生产的主体,却没有成为经营的主体。

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规模效益,成为市场的经营主体,获得应有的权利,这就是新型合作经济的切入点。而供销社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信息、网络、经营及物流优势,恰好可以解决农民“办不了的、办不好的”经营问题。市“农合会”两年来的实践,初步显现出合作经济优势,并实现了社员与供销社的双赢。

———一面坡蔬菜专业合作社,团购菜籽节约大笔资金,取得出口经营权,与外商直接对接,体现了合作经济“抵制商业剥削”、“夺回商业利润”的原始特征。

———苇河蜂业专业合作社,年终向社员返还利润,让社员深切感到“合作”的含义,增强了社员间凝聚力。

———平房区供销社在组建无公害大白菜专业合作社后,上马了酸菜项目,一年获利4万多元,增强了对菜农服务的资本。

———过去因开不出工资上访不断的巴彦县供销系统,在创办“农合会”后,上千名职工人人有事儿干、人人有饭吃。


走新路不要走老路

不能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这是哈市供销社创办“农合会”的前提。就内部而言,必须遵守经历多年实践形成的“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民主管理、公平交易、利润向社员返还”等合作经济原则。对外部来说,政府必须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否则合作经济只能是穿新鞋走老路。

两年来,市“农合会”通过围绕“农产品流通、特色农业、优势产业及结构调整”创办了90多个农业协会。依托“资源优势、农民大户、龙头企业及供销网络”,组建了多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社。

但对于供销社这个“擎旗人”来说仍面临着许多问题,还需要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合力支持。

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多数协会及供销社只能到民政及农业行政部门登记备案,其企业法人地位不能确定,让这些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限制。比如,一个合作社申请立项,由于拿不出“合适”的资格,从而使资金、政策等扶持措施不能“着陆”。

由垄断经营到开放竞争、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曾经辉煌的供销社风光不再,如今他们与农民组建成专业合作社,这种经济组织更需要政府在政策、资金、税收等多方面的优惠。

有专家指出,国外的农民合作组织大多享受政府在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和优惠。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两个中央1号文件都提出:“有关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举办仓储设施和加工企业、购置农产品运销设备,财政可适当给予贴息。”“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对专业合作组织及其所办加工、流通实体适当减免有关税费。”有关人士称,如果这些政策能真正落到实处,将更进一步促进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而供销社的“擎旗”之路也将变得更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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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合会领咱做生意
 

    入春,钟山区大河镇大地村折耳根又喜获丰收,钟山区农牧产品联合会通过农经网在网上发布了供求信息:折耳根今年市场价为3元至3.2元每公斤,外地客商虽然嫌贵,但是在本地市场上却很火,去年还让农民愁销的折耳根今年在市场上脱销,而且供不应求。

    农户的增收得益于钟山区农牧产品联合会的引导。2005年4月份,大河镇大地村的折耳根协会组织农户种植的折耳根喜获丰收,农户们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前段时间还卖到1.4元至1.6元每公斤的折耳根,突然间跌至0.6元至0.8元每公斤。区农牧产品联合会得知这一情况后,在贵州农经网、中国农业部的一站通市场供求网上发布了折耳根供求信息。两天后,一位四川客商前往大地村收购折耳根,解决了销售难的问题。

    农民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要紧跟市场才能确保增收,为此,钟山区各乡镇自发展特色农业以来,成立了各类种植、养殖协会24家,2003年12月钟山区农牧产品联合会成立。该联合会将各家产业协会的信息综合起来进行交换、协调,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同时,联合会还引导农民以市场为导向,种植、养殖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的新品种,采取“协会+公司+农户”、“协会+经纪人+农民”、“协会+公司+基地+农户”等形式,为会员提供产、供、销一条龙的服务。

    农户最担心的是产品卖不出去。为了消除农户的这种担忧,帮助农户及时了解农产品的供求需求,联合会还订阅了各种信息类报刊杂志,还将在网上收集的相关信息送到农户手中,同时还与会员签订合同、外出联系客商,想方设法把农户所生产的产品销售出去。大河镇大桥蔬菜协会在区农牧产品联合会的引导和帮助下,所种植的台湾“特长80早豇豆、无盘棒豆”,日本的“夏绿”、“秋绿”黄瓜,“云南清香圆莴笋”、日本“五寸黑田人参胡萝卜”等新品种,一上市,便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大河镇村民张光云家根据协会提供的信息,试种了0.5亩“五寸黑田人参胡萝卜”,当年便获利800多元。几年来,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农户销售脱毒马铃薯达3000余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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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合法》大型宣传活动昨日启动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记者陈泳)“原来加入农民合作社有这么多好处!”“是啊,政府要扶持,还可以受到法律保护呢!”昨日,郫县新民场镇上热闹非凡,市农委、工商局、民政局、科协、供销社联合郫县有关部门在这里举行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大型宣传活动,来自附近各乡镇、村组的2000余名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接受了相关政策、法律咨询,5个市级部门还向他们免费赠送了法律书籍和资料5000余册(份)。

本月1日,被定位于同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一样的市场主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了,第一次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性质和责任,同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和登记、成员和组织机构、财务管理以及合作社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国家的相关扶持政策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为农村专业合作社下一步的发展明确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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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会的视角解读“农合法”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简称“农合法”)及与之配套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简称“登记条例”)从2007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既不同于公司等企业法人,也不同于不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的社会团体法人,是一种特殊的市场主体


赵欣

中国财经报


为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合法”)及与之配套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登记条例”)从2007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农合法”与我国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市场主体法一样,也是一部市场主体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既不同于公司等企业法人,也不同于不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的社会团体法人,是一种特殊的市场主体。灵活的出资规定

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殊性质,其出资规定相对比较灵活,其灵活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出资人的资格方面。根据“农合法”及“登记条例”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有5名以上的成员,其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80%。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应是能够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的公民以及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但是,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单位不得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服务对象,对其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

其次是出资额及出资形式方面。在“农合法”及“登记条例”中,对于个人出资额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出资总额方面并没有限制性的规定。在出资形式方面也很灵活,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等能够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成员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不是由评估机构评估作价,而是由全体成员评估作价。需要注意的是成员不能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出资则没有明确规定。

第三是出资人的权利与义务方面。除了享受合作社提供的服务和生产经营设施外,根据规定,所有合作社成员地位平等,都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的组成人员,在大会的选举和表决中,实行一人一票制,成员各享有一票的基本表决权。出资额或者与本社交易量(额)较大的成员按照章程规定,还可以享有附加表决权。但该附加表决权总票数不得超过本社成员基本表决权总票数的百分之二十。同时,按照章程规定与本社进行交易是成员的义务,各成员需要以其账户内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为限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责任,按照章程的规定承担亏损。

第四是自主的退社规定方面。“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原则之一。由于按规定成员在出资、交易及盈余分配方面都要按成员分别核算,因此每个成员名下的账目非常清楚。这样在成员退出时,就可以按规定带走自己加入时的出资和记载在其成员账户内的由公积金形成的财产份额。独特的利益分配原则

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章程规定或者成员大会决议从当年盈余中提取公积金,但没有国家强制的提取要求和比例。当年盈余在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形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根据“农合法”的规定,合作社形成的可分配盈余应当按惠顾额返还盈余,按照章程规定或成员大会决议将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以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为依据按比例返还给成员,剩余部分加上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则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为标准,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特殊的解散清算规定

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殊性,再结合其在我国的发展实践,“农合法”对其解散清算也作出了与其他法律不同的规定。主要体现在:首先,如果在清算时,清算组已经就清算事项通知合作社的所有成员和债权人,则可以免除清算组的公告义务。其次,合作社因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财产,在解散破产清算时,不可以作为可分配剩余财产分配给成员,而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办法处置。第三,农民专业合作社破产时,其破产财产在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应当优先清偿破产前与农民成员已发生交易但尚未结清的款项,该规定说明农民成员与本组织交易而形成的债权不同于一般债权,而具有优先受偿的性质。为了配合“农合法”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农合法”及“登记条例”中提出了大量的优惠扶持措施。除明确规定国家登记机关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不得收费外,还有“国家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金融、科技、人才的扶持以及产业政策引导等措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有关组织,依照本法规定,依据各自职责,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指导、扶持和服务”的要求。但据了解,目前大多数相关的配套措施并未出台,这就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人士密切关注相关法规的制定发布情况,及时、充分了解国家的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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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期盼名正言顺走市场


来源:福建日报


说起专业合作社,在沙县夏茂镇儒元村种田的胡建财用“靠山”来形容它。

去年,胡建财种植的水稻收成3万多公斤,正是有了这个‘靠山’,不仅种田安心,技术有人指导,销路不用愁,收购价格还比市场价高,每百公斤的谷子销售价格比市场价高出0.4元。更令他惊喜的是,今年初,他拿到了合作社的800多元分红。

胡建财的“靠山”,就是沙县夏茂康福稻米专业合作社。参加了稻米合作社,除了保护价敞开收购外,社员户还可按粮食定购量赊账化肥、农药等农资,交稻谷结算时扣回不计利息。目前,合作社在夏茂镇10多个建制村有60多名社员,带动农户300多户,发展稻米生产基地8000多亩,占全镇水田面积的五分之一。

沙县夏茂康福稻米专业合作社运作模式,只是福建省农民专合组织发挥作用的一个缩影。


专合组织发展迅速

近年来,福建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迅速,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记者从省农业厅经管处了解到,目前福建省拥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1700多个,相对比较规范、有开展活动的有1176个,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394个。专业合作组织拥有成员总数36万人,带动农户数59万户,占全省总农户数的8.7%。从农业部和农业厅这几年扶持的42个示范点看,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民收入增幅要比一般农户高出10%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涉及畜牧、水产、林竹、园艺四大主导产业和9个特色优势农产品,覆盖各县(市、区)的大多数乡镇。专业合作组织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小组织发挥大作用

省农业厅经管处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提高了农产品竞争力,在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

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公司+农户”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模式。“龙头企业与千家万户的农户直接签订合同,面对农业的自然与市场的双重风险,公司和农户如果缺乏紧密的利益关系,信用程度和约束力不强,难免在产品标准、质量、采收时间、收购价格等方面发生纠纷,农民或企业违约行为时有发生”。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效地解决了龙头企业与农户对接难的问题,使农户与企业之间有了一个桥梁和纽带,既维护农民的利益,又使企业有了稳定的原料来源,还降低了与单个农民交易的成本。

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厦门如意食品集团公司牵头,于2004年领办了厦门市如意果蔬经济联合社,使公司、联合社和农户三者间结成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联合社按照公司要求,组织农户发展蔬菜标准化生产,并提供种苗、资金、技术指导以及合同订单收购等系列化服务,提高了农民的种菜收入,入社农户每人年可增收1500多元。如意集团年出口蔬菜从2004年的2300万美元增加到2006年3800万美元。

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龙岩市和新罗区生猪产业协会通过服务引导带动3218户养殖户运用循环技术,实行“五统一”管理,生猪养殖成本比同行低0.15元/公斤,销售价格比市场价高0.25元/公斤,会员养殖户因此节本增收1300多万元,并带动了全市饲料兽药产业和有机肥产业的发展。永春县柑橘同业公会积极协调铁路、海运等运输部门,开辟了“绿色通道”,仅去年为会员节省运输成本1000万元,并在全国50多个大中城市的市场信息网络,为450多个会员和1000多农户提供服务,年销售的芦柑占全县总产量的60%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避免会员生产经营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降低了市场风险,增强了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促进了农民增收。武平县东留乡农副产品营销协会吸收会员1203人,并在深圳、广州、厦门、上海、浙江等沿海地区设立28个营销网点,今年共销售农副产品11万吨,营销额达1亿多元,增加会员收入600多万元。坤口大棚蔬菜协会努力开展大棚蔬菜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工作,实行了统一品种提供、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销售价格的“三个统一”服务,协会年销售蔬菜5万吨,销售额6500多万元,平均每公斤蔬菜价格比邻近乡镇、村高出0.3元左右,为菜农增加差价收入700万元。目前,大棚蔬菜已成为坤口村的主导产业,大棚蔬菜收入占村民人均纯收入的40%。

促进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形成。尤溪县八字桥乡金柑佛手瓜专业合作社,在上海、苏州、杭州、广州等16个大中城市建立农副产品营销网点,并根据市场需求,以“统一包装、统一销售、统一商标、统一品牌”方式,组织全乡2200多户种植佛手瓜12万藤、金柑1.2万亩,年销售佛手瓜9000吨,金柑6000多吨,销售收入1300万元,是远近闻名的佛手瓜生产基地。


合作社借法律升级管理

虽然,福建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相比,与农民们的期望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例如,合作组织内部运行机制不够完善,专业合作层次不高等。

省农业厅经管处负责人表示,1日实施的《农合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和登记,成员和组织机构,财务管理以及合作社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国家的相关扶持政策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在《农合法》规定的政府职责中,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是唯一明确的政府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将当好法律的讲解者和宣传员,让更多的农民群众积极踊跃兴办、加入、办好农民专业合作社,使广大基层干部更加重视、关心、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认真抓好培育扶持的一批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设,做好监督检查和跟踪工作,及时总结经验,让这些示范项目真正发挥作用;发挥农业部门的专长,主动介入,在工商登记、财务会计、章程制订、审计监督等方面给予指导,做好服务工作。同时,发挥农业部门的优势,尽可能多地为合作社提供信息、技术、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服务,让更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以法律实施为契机走向规范运作。(林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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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瓶颈多有“空壳化”之虞

来源:时代信报

产权关系模糊部分农民出现“恐合症”

时代信报讯(记者陈敏)7月1日,我国第一部有关农民合作和组织化的法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合法》)将正式实施。而昨日,重庆市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市农业局相关人士透露,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仍存在诸多瓶颈,有赖通过法律的实施来逐步破解。


农民有“恐合”心理

去年,市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针对重庆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做过一次调查。调查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市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5422个,吸纳成员121.4万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16.89%。这些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基本上是自发形成的。

市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人士透露,通过调研,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挥了一定作用,其成员增收幅度比一般农户高出20%至50%。

“但是,一些专业合作社行政色彩过浓,产权模糊不清。”市农业局经管处人士认为,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并不理想,尚处于初级阶段,部分基层干部对新型合作组织的认识模糊,甚至把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集体经济组织混为一谈。

由于产权不明,个别合作社在经营上也出现了一些混乱。该人士举例说,有人假借办合作社的名义,拿出大量资金入股控制合作社,降低农民入股的比例,使专业合作社难以体现农民的意愿和利益。如此一来,一些专业合作社信用度下降,有的农民甚至出现了“恐合症”。


合作社“空壳化”

“内部管理不规范,也制约着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市农业局调查发现,目前,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极不规范,尽管地方政府也努力引导合作社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但仍有相当部分合作社在民主管理、利润返还等制度上不够规范。

这就造成了一种“怪象”: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看似合作社,实质上合作社与成员之间利益联结不紧密,缺乏民主监督和相应管理机制。加之长期以来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法人地位不明确,地方政府又没有系统的帮扶政策,农民专业合作社生存状况并不乐观。

同时,一些地方政府跟风式地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造就了不少“空壳化”合作社。去年,市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在视察时屡次发现,一些地方官员为应付上级部门,纷纷成立合作社,但是却没有资金,只挂了一块牌子,完全就是一个空壳。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仍面临很多瓶颈。”荣昌县盘龙生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晏礼旗感慨道,缺乏法律的保护和规范,在市场竞争中,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地位不明确、内部运行不规范、组织和成员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都是下一步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


借法律升级管理

即将于7月1日实施的《农合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和登记,成员和组织机构,财务管理以及合作社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国家的相关扶持政策等都做了明确规定。

“发展合作社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晏礼旗期待法规的实施,能够破解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诸多瓶颈。

来自市农业局的消息显示,目前,在有关方面进行一系列调研之后,准备推动政策性或商业性金融机构,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授予实力强、资信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定的资金额度,对参加合作社的农民适当增加小额贷款的额度,以解决合作社投入不足的问题。

此外,重庆市正在着手制定落实《农合法》的地方性法规,确保一系列制度安排的落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提供更加完备的法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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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撑腰专合社名正言顺闯市场

稿件来源:成都日报


下月1日,我国第一部有关农民合作和组织化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合法》)将正式实施,同时,为确认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资格,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行为而制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也将正式实施。为此,我市昨日召开加快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工作会议,通报了全市农村专合组织发展情况,并要求各区(市)县及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对“一法一条例”的宣传及贯彻落实。


背景

专合社法人地位确立

据了解,《农合法》被定位于同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一样的市场主体法。该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可依法经工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同时,该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和登记、成员和组织机构、财务管理以及合作社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国家的相关扶持政策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以前缺乏法律依据,我们在经济纠纷中常常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现在有法律撑腰就好了!”蒲江县杂柑合作社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现状

形式多样但数量较少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市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数达到1685个,专合组织成员总数达到19.7万个,联系带动农户126.7万户,占全市总农户数的60.7%。专合组织形式呈现多样化,既有各类非营利性的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又有各类机制完善、利益联系紧密,以营利为目的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专合组织的服务和经营范围涵盖了我市生猪、家禽、蔬菜、柑橘、花卉、食用菌、茶叶、猕猴桃、木竹、水产等十大优势产业。一些地区随着专合组织的发展壮大,逐步建立起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种养基地,形成特色产业农业带,如都江堰猕猴桃产业带、邛崃的生猪产业带、金堂和大邑的食用菌产业带等。

“专合组织数量还偏少、带动力不强、实力不强、服务范围集中在生产,而非加工、流通等方面,组织之间的跨区域合作不够等等问题的存在,也为我们下一步发展指出了方向。”市农委副主任秦代红表示。


动作

创新专合组织发展机制

“一法一条例的出台,对我市农村专合组织的发展壮大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市农委负责人表示,“它的实施,将为我市开创现代农业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指明方向。”据悉,以农民为主体成员,通过成员参股入股方式组织建立起来的营利性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其他股份合作型经济组织,内部经营机制完善,与农民的利益联结十分紧密,将成为我市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主要方向。

据悉,我市也正在探索、创新新农村专合组织发展机制,如按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鼓励有条件的农民以现金、产品或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方式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股份合作获取更大的生产经营收益的合作经营机制。引导和鼓励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其他农民股份合作经济实体参加农业综合保险、建立风险金储备制度等。

另外,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条例》施行前设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自该条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依法到合作社所在地的县(市)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本报记者王晶


亮点

规模+创新十陵禽业合作社农民增收

创新管理模式,创建自主品牌,创新利益分配机制,短短四年多时间,龙泉驿区十陵禽业合作社获得了迅猛发展,合作社成员由成立之初的50户发展到203户,吸纳了十陵镇及周边地区80%以上规模家禽养殖户,存栏蛋鸡也由当初的40万只发展到120万只,年产蛋量由800万公斤发展到2200万公斤,销售无公害鸡蛋累计367万公斤,合作社创立的“石灵”品牌鸡蛋成功打入成、渝及周边市场,其中在成都的销量占到成都无公害鸡蛋市场的三分之二以上。

事实上,早在2002年以前,十陵街办蛋鸡年存栏量只有40余万只,肉鸡年出栏达20余万只。农户以分散养殖为主,养殖收益低。为解决这种单家独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间的矛盾,提高养殖效益、增加农民收入,2003年初,由北京农大研究生成都牧星公司负责人邓正高发起,12家养殖户积极响应,市、区相关部门具体指导,十陵禽业合作社应运而生了。

合作社始终将帮助社员大幅增收作为最终目标,他们创新利益分配机制,建立了一套“三次分利”利益联结机制,将农民增收扩展到产、供、销各个环节,大幅增加社员收入。一次分利:节本增收。通过统一技术培训、统一鸡苗、统一防疫、统一饲料,有效降低了社员前期成本。二次分利:优价增收。对于特优产品合作社以高于市场价格0.2--0.6元/公斤进行收购,并包装成精品上市销售。三次分利:分红增收。按照合作社章程,合作社的收入主要来自提取的管理费用及经营收入,年底扣除一切经营成本后,45%作为合作社风险和科技发展基金,25%作为本年度提供优质产品最多、产量最大社员的奖励资金,30%作为所有社员年终分红。2006年合作社销售无公害鸡蛋162万公斤,社员直接获利50万元,年终二次分配返利11万元。

范罗俊王志军刘茂安记者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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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合组织登记管理条例出台


21世纪经济报道

北京报道本报记者陈默

作为农村改革的重要一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而与之相配套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下简称《条例》)近日颁布,将与农合法同时实施。

“农合法”被定位于同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一样的市场主体法,作为其最重要的配套法规,《条例》共6章33条,包括总则、登记事项、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法律责任、附则等内容。

按照“农合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近年来,政府力促农民走向组织化、农业走向产业化,力图通过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来降低农民与市场、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塑造和提升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使一直以小农经营为主的中国农业能够应对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条件下的挑战。这部法律就是意在为此提供法律支持。

此次出台的《条例》沿承“农合法”确定的原则,细化了在出资方式、业务范围以及成员身份方面的限制。但是,有长期从事农合组织研究和实践的人士认为,这三重限制一方面规范了农合组织的架构,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农合组织未来发展的障碍。

《条例》第八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等能够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这实际上对非货币财产出资限制较为严格,对于本来就缺少资金、缺乏融资手段的农民较为不利。浙江瑞安市副市长、清华大学博士后陈林表示,在“农合法”和《条例》里都没有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是可以出资,“尽管也没有禁止,但是,如果法规上不明确,现实中就很难办。”

另一重限制是在业务范围上。《条例》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范围可以有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具体由其章程规定。

如果有“从事业务范围以外的经营活动”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营业执照”。

这种对经营范围的限制,在我国早期的经济立法中较为常见,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推进,无论立法上还是实务上,对于企业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越来越放宽。有关合同法的司法解释就已经明确,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

陈林认为,合作组织最本质的特征不在于经营范围(服务的“专业”内容),而是服务对象以组织内部成员为主。不能试图通过限定经营范围来保证为农服务,而是应该从合作组织的内部构造来实现。

陈林说,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经营范围施加比企业还要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将导致很多农合组织为了避免落入“违法经营”的禁区而不得不广泛罗列其业务范围;另一方面,实际运行中这种规定也很难得到遵守,实践中往往陷入法不责众的尴尬。

而最受争议的是对农民身份的限制,以及对"农民"标准的判定。“农合法”和《条例》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80%。

对于何谓“农民”,《条例》规定,农民成员的身份证明为农业人口户口簿;没有农业人口户口簿的,为居民身份证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身份证明。而非农民成员的成员身份证明为居民身份证。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发生变化。我国兼业小农为主的现实,注定了农民身份确认在操作上的困难。

以户籍管理上的“农业户口”为标准,将很难操作。随着户籍改革的推进,很多地区已经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代之以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如果以实际从事农业为标准,情况往往在变动之中,很难逐一核查。

陈林认为,合作制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甚至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与特定的成员身份没有必然联系,立法首要的是赋予其法人地位,确立其治理结构和合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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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中心九省调研力挺日本农协模式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王世玲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闸时

课题组建议关键把握两点: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参与而不干预,引导而不强迫;打破部门分割资源配置,放宽农合组织经营范围。

“怎样使分散的小农户在生产经营中与市场对接,已成为新农村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

12月16日,在“促进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发布了“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整体性政策框架”的报告。报告对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下简称“农合组织”)的重要性得出以上判断。

报告由国研中心农村部与财政部合作,对全国9个省(浙江、山东、河北、吉林、安徽、河南、陕西、四川、甘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存在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重点,并称目前是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机遇期。

此前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下称《农合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并将于2007年7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2007年“三农”政策新主题定为“发展现代农业”,有关专家表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将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

在此背景下,国研中心主办的研讨会,引来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等多位官员及学者参与,并就报告和政策建议进行讨论。


农合组织内外交困

国研中心课题组从东、中、西部各抽取3个省,共9个省,从中央财政资助的700多个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中,抽取140家作为调研对象进行调查后发现,目前农合组织内外交困,发挥作用有限。

中国传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包括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对这三类传统农合组织,国研中心农村部部长、课题组组长韩俊在研讨会上总结:把供销社改造为农民合作组织的目标没有达到;农村信用合作社不是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合作属性较弱,行政色彩比较浓厚。

鉴于传统农合组织的局限性,以1994年农业部在陕西、安徽等地组织农民专业协会试点为标志,民政、工商、科协、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从各自职能角度,推进建立新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目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包括:专业合作社、各种形式的专业协会、股份合作社。综合农业部等机构的统计和估算,全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总数已经达到15万个左右,参加组织的会员约2363万户,占乡村农户总数的9.8%。

课题组对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各类农合组织调查表明,农合组织发展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其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筹资难成为挡在农合组织发展路途上的第一大障碍。

课题组调查表明,农合组织的财政支持非常少,金融支持则极为有限。目前中央和地方财政只是小规模地对农合组织发展提供支持,而正规融资渠道仍大门“紧闭”。如农合组织运营资金27.42%来自组织营销利润,21.91%来自股金和会费,19.48%来自政府补贴,金融机构贷款只占到9.25%,其他来源为成员捐赠、个人借款或企业借款。

资金缺乏可持续的来源,直接制约了农合组织对其成员的资助。如2004年有23个农合组织直接借款给成员,有27个组织为成员提供担保贷款,仅占农合组织总数的16.43%和19.29%。

其次,税收优惠缺乏。对农合组织实行优惠税收政策是通行的做法。如在日本,一般股份制公司要缴纳62%的所得税,农协只缴39%。而在中国,农民销售自己生存的农产品不缴增值税,但一旦通过农合组织销售,就要缴纳增值税。

“如果农合组织带动力越强,帮农民销售产品越多,其税费就越重。这客观上对农合组织发展是一种打击。”韩俊说。

其三,农业保险“星星点点”,对农合组织的风险难以化解。如课题组在浙江省发现,该省由于处于沿海地区,常受台风、洪水袭击。因灾造成的损失几乎每年都有发生,但目前国家至今没有开设鲜活农产品保险品种,致使农合社每年都要承担自然灾害风险。

最后,多部门管理缺乏统筹协调。目前国务院农业、民政、工商、科协等部门都参与农合组织的管理,部门之间未能形成推动合力。

“从总体上看,目前农合组织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覆盖面偏低,内部治理不健全,功能和作用有限。”韩俊称。


建议参照日本“农协”模式

无论是从发展现代农业、扩展农民增收空间,还是从明年7月1日开始实施《农合法》来看,目前是我国发展农合组织的机遇期。为此,国研中心课题组列出了政策建议。

建立怎样的合作组织体系应该首先明确。课题组对此的构想是,要逐步形成包括中央支持机构、全国总社、省合作联社、市县合作联社和基层合作联社,包括金融、销售、加工等多种职能,覆盖大多数农民的庞大的合作网络体系。

具体模式,课题组认为日本‘农协’经验值得借鉴。据介绍,日本“农协”不仅是农民经济利益的代表,而且也是成员的政治利益代表。

“参考日本经验,我们可以在一些地区试办为农民提供包括信用、供销、技术推广等在内的综合性服务的合作社。”课题组专家建议。


其次,建立怎样的政策支持体系也尤为重要。

按各国经验看,农合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但过多的政府干预可能会削弱其自主和独立,因此如何界定政府对农合组织的职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对此,课题组建议关键把握两点: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参与而不干预,引导而不强迫;打破部门分割资源配置,放宽农合组织经营范围。

对政府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如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用于促进农合组织新技术推广、品牌建设、市场促销、灾害补助等;对其用于农产品仓储、加工、销售等方面的贷款给予贴息扶持,并专门制定针对农合组织的倾斜性贷款政策。

同时,要明确对农合组织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税种上的优惠条例。


此外,课题组大胆设想,设立农业担保基金,为农合组织提供经济担保。

显然,课题组在宏观层面为农合组织发展开出了的整体性方案。而相关政策操作部门已有初步构想。

“财政部将和其他部门一齐,研究出台扶持农合组织的系统政策。”讨论会上,财政部农业司副司长褚利明透露。

作为《农合法》的参与者,褚利明“深知这部法律促进农合组织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称为配合此法,财政部正在积极制定农合组织财务管理制度,同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褚透露,财政支持的重点突出放在组织能力建设上。一方面直接投入,另一方面,通过贷款担保、贴息、补贴方式,增强农合组织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伴随《农合法》颁布和实施,实际上,建立农合组织‘开闸了’,急需相关政策对接。”与会官员和学者们同国研课题组一样呼吁,尽快出台相关细化政策,不然新法“宽松的设立条件”会给现有体制和政策带来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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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撑腰专合组织领跑农民致富

稿件来源:成都日报

 

我国第一部有关农民合作和组织化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合法》)已于今年10月31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并公布,将于2007年7月开始实施。

为了贯彻学习该法,尽快引导我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快速发展,昨日,市农委召集各区(市)县农发局长、专合组织代表等,对《农合法》进行了学习,并对我市农村专合组织的示范工作提出了要求。


法律出台专合组织法人地位得到确立

据了解,刚刚公布的《农合法》被定位于同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一样的市场主体法,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可依法经工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其成员以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承担责任。同时,该法对农合组织的设立和登记、成员和组织机构、财务管理和盈余返还以及合作社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的条件和程序等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以前缺乏法律依据,我们在经济纠纷中常常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现在有法律撑腰就好了!”蒲江县杂柑合作社负责人激动地表示。


打造亮点带动我市专合组织全面升级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共有农村专业合作组织1547个,拥有成员20万人左右,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作用已初步显现。但机制完善、带动力强的专合组织还不多,尤其缺乏在全国叫得响的亮点,而这也正是下一步我市要着力引导和发展的目标。

下一步,力争到“十一五”末期,全市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3000个,力争做到农村每一个产业相应有一个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支撑,每一户农户都相应进入一个以上专合组织。

据悉,为了培育和扶持一批机制完善、带动力强、效益明显并具有造血功能的实体型专合组织,省上刚刚公布了省级示范专合组织名单,其中成都市有26家,今后,市上将以这26个合作社和100个“市级百强专合组织”为重点,对他们开展“一对一”的指导服务,帮助他们健全按股分红、多次返利等内部运行机制;完善“六统一”、网上交易等服务体系;搞好章程制度上墙、社员登记制度、标识挂牌等规范化建设。

王雅莉叶亚军本报记者陈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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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合组织主管机关仍未明确,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

本报记者秦旭东

北京报道


农合法具有阶段性特点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草案、反洗钱法、关于修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决定草案等三部法律案将于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闭幕当天进行表决。

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第三次提交审议,位列本届人大立法规划中的二类项目,即“研究起草、成熟时安排审议的法律草案”。但实际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立法进展却比其他不少一类项目(本届内审议的法律草案)还要快。

法律草案经过连续三次审议即出台,为近年来立法中所少见。参与立法的有关人士透露,这显示了中央高层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重视。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试验再到现在强调农民的合作和组织化,二十多年的改革经过了一个轮回。面对市场化和全球化,分散的农户经营如何生存发展,“三农”问题如何求解?在新农村建设成为新的国策的背景下,为农民合作立法,被寄予厚望。

不过与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不同,现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最鲜明的特色是其市场主体色彩。

本次立法主要调整由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组成的合作组织。而对于主要从事非经营性活动的农民协会、专业技术协会等,则没有纳入该法规范。而早先关于成立农民合作社的联合组织和行业协会的规定在二审稿时就被删除。

类似的情况还有农民的金融合作和资金互助问题,因为涉及金融风险和金融管理等深层次问题,在很早期就被排除在立法之外。而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社问题,此次立法也未涉及。

全国人大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何永坚解释,这部法具有阶段性特点,但一次立法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合作社发展到一定规模,会有联合的需求,如何规范还缺乏实践经验,比如联合组织的组织形式、财产关系、责任承担等都还搞不清楚。

而之前曾有争议的农合组织法人地位问题也获得解决,法律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可以依法经工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其成员以出资额和公积金额为限承担责任。

农合法也被定位于同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一样的市场主体法,规定了农合组织设立、登记的程序和条件,成员和组织机构,财务管理和盈余返还,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的条件和程序等。


“主管机关”争议未决

据何永坚透露,三审稿相比之前还作了几处修改。

一个是关于合作社重大事项表决程序的规定。原来草案规定,合作社大会选举或者作出决议必须半数通过,修改章程必须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由于决算、清算是涉及到重大利益的问题,半数通过的门槛太低,因此被改为必须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次是关于合作社解散的事由中,合作社不符合规定的条件就应该解散的规定被删除。因为有一项要求是合作社成员中农民的比例不低于80%,如果因为个别农民退社就导致解散的话,规定太过严苛,可以通过补正或撤销登记来解决。

而关于对农合组织的金融扶持,在原先确定政策性银行的扶持义务之外,这次又增加倡导性规定,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扶持。

鉴于农民合作社的特殊性质,国家对此有专门的扶持政策,因此法律专门设立了一章,来规定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支持、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而具体的政策将由国务院和相关部委来制定。

而早先争议很大的“主管机关”问题,三审时坚持了二审稿时的规定,由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和有关组织”,依各自职责,对农民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指导、扶持和服务”。(相关报道见本报8月25日《“农合法”更名主管部门之争有新说法》)

但是其他有关部门和有关组织具体所指是什么,他们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关系如何协调,所谓的指导、扶持、服务的具体内容等,都未明确。

在农合组织发展中,一度存在多头管理的状况,现在立法中规定财政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政策的实施涉及诸多政府部门。另外一个背景是,目前全国在供销合作社系统和科协系统主导下发展了很多农民合作组织,今后对这些组织的发展和管理体制如何理顺,相关扶持政策如何具体实施,各界十分关切。

对此何永坚表示,有关部门是指政府部门,除农业部门外,还包括财政、税务、工商、科技等部门。而有关组织也很多,包括供销社、科协等。“合作社是市场主体,没有主管机关。这些部门的职责是指导、扶持、服务,比如提供信息、制定统一标准、进行检验等。”何永坚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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